作者简介：

韩庆祥，河南孟州人，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虞海波，浙江海宁人，法学博士，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摘 要：“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即指：21世纪前后，就中国而言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并聚焦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相关、引起专家学者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焦点、热点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问题：在总性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上的“立德树人”和“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问题；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中国道路和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上的若干前沿问题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当代；理论；前沿问题

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主要限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沿问题。这里的“当代”主要指21世纪前后，就中国而言，就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的改革开放，对中国历史发展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界定为：21世纪前后，就中国而言是改革开放以来，反映并聚焦时代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相关、引起专家学者关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焦点、热点问题。

谈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不能忽视当今世界上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研究，即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与城市马克思主义、生命哲学、资本主义制度缺陷与结构矛盾的揭露、对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新国际秩序的分析、对新社会主义与新共产主义的研究，以及他们关于现代性、治理、主体间性、公共性、空间生产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表述”［1］。

这里着重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

一、在总性上的“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

在总体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发表之后，我国理论界集中研究的前沿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问题，与从根本上破解“西方中心论”直接相关。

西方中心论理论体系，由“单线道路”“单数文明”“民族优越”“为我人性”“社会进化”“普世价值”“理性尺度”“开化使命”“美丽神话”“唯一哲学”十大要素构成；其哲学根基是“主客对立”，由此它内生不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甚至西方文明一旦异化为帝国文明，便蕴含着“野蛮”的基因和逻辑。

从思想理论建设看，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理论体系，恰恰瞄准了西方中心主义，是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把利剑。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由“道路多样”“文明互鉴”“中华民族特质”“为他人性”“社会治理”“全人类共同价值”“人民尺度”“命运共同体”“中国贡献”“主主平等普惠”哲学构成。其哲学根基是“主主平等普惠”，由此能内生出人类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丰富内涵。哲学根基上，是“主主平等普惠”式文明，具有本源意义，区别于“主客对立式”文明；历史时间上，是从工业文明走出来的“生态文明”，区别于“物本文明”；历史空间上，是“和合普惠文明”，区别于“占有掠夺型文明”；生产力发展上，是“全要素文明”，区别于物质主义膨胀的“单向度文明”；生产关系或社会制度上，是社会主义“人本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本文明”，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文明”。

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层层递进、螺旋上升的逻辑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由于其哲学基础，能够内生生成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由于强调“人类”与“共同”，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二、思想政治教育上的“立德树人”和“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问题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上，我国理论界集中研究的前沿问题，是“立德树人”和“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广泛关注这一问题，把“思政课程”作为第一课程，纷纷投入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当中。

关于“立德树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内在要求，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其目标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立德树人”要求办好“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统筹推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改革创新。“思政课程”是从狭义上讲的，指的是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课程体系，“课程思政”是从广义上讲的，指的是全国高校所有学科都要体现“思政”理念；“立德树人”的“人”，既指“文化人”，更指“文明人”，要把“文化人”提升到“文明人”的高度，许多高校重“文化人”培养轻“文明人”培育；关于“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18日主持召开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提出的“八个统一”和“六个要求”是基本遵循。“打铁必须自身硬”［2］。“八个统一”是思政课教师所打得坚硬的“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六项要求”是思政课教师自身要“硬”（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八个统一”和“六个要求”之实质，就是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与亲和力、针对性。

关于“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强调思政课教师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3］“讲深、讲透”注重的是“思想性、理论性”，“讲活”注重的是“亲和力、针对性”。这里的“道理”，就是上面所讲的“八个统一”的道理，要“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教师就要把“六个要求”落实好。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上，我国理论界研究较为突出的前沿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这是全国高校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之后，从学科和理论建设上集中关注的前沿问题。

不同的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理解。有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讲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有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有讲历史规律的马克思主义，有讲人的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被有些人曲解、解构了。这种曲解、解构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形象，动摇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甚至会消解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过程中，我国理论界逐渐达成一种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个整体，需要运用“系统思维”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这种整体性包括“形成”的整体性、“主题”的整体性、“理论”的整体性、“发展”的整体性和“叙述”的整体性等。

首先，是“形成”的整体性。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来源。德国古典哲学注重“天上”的“形而上”思辨，缺乏对“地下”的人类现实生活的具体经济学分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注重对“地下”的现实生活作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但缺乏哲学超验上的“形而上”辨析；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既对社会现实缺乏具体的经济学分析，也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中的合理成分，又以一种整体视野超越它们的局限，把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为一体，其中的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整体性在《德法年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均有体现。

其次，是“主题”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确立的立足点和根本落脚点，是基于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是具有总体性的主题。这样的整体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等著述中都有所体现。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极力维护穷苦人民的利益；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把哲学看作无产阶级解放的精神武器和“头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十分关注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命运；《共产党宣言》实质上就是追求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宣言书；马克思把《资本论》看作工人阶级的“圣经”。

再次，“理论本身”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围绕人类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题展开的，其理论的整体性主要体现为“政治和学理”“科学和价值”“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生产力决定论和历史合力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理想和现实”等各方面的统一上。这样的整体性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和《资本论》中得到了体现。

第四，“发展”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尽管在不同时代有不一样的侧重点，但必须要在整体性思维上去把握，即在不断发展过程中走向完整和统一。理解如此之整体性，需要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结合起来，把马克思的思想和恩格斯的思想结合起来，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以后所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结合起来。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主要从事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进一步完成其理论学说的整体性。这样的整体性在恩格斯的《晚年历史唯物主义书信》《反杜林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许多著作中均得到体现。比如，关于历史发展道路问题，相对而言，青年马克思更关注历史发展道路的“统一性”或“单线性”，晚年马克思则更为关注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将两者相融合作为一个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是从整体上坚持历史发展道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第五，“叙述”的整体性。马克思、恩格斯在阐发和叙述他们的理论学说时，是从唯物主义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机整体上进行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政治经济学是对现实生活世界之总问题所进行的具体实证分析，科学社会主义是得出的重要结论。他们在叙述其理论学说时，虽然这三者担负着不同功能，但实际上构成一个整体，是同一整体的三个层面。这样的整体性，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论著中得以体现。

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中国道路和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上，我国理论界研究较为集中的前沿问题，是“中国道路和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较为关注的前沿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决定命运。［4］“无论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道路问题都是最根本的问题。”［5］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提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论断之后，道路问题便成为我国理论界研究的前沿问题。

人们谈论道路问题，大多停留在政治层面，还未真正深入学术学理层面，致使对中国道路问题，大多是熟知并非真知。从学术学理层面研究中国道路，具有十分广阔的学术空间。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究其根本，就是对道路探寻的历史；近代以降，中国的核心问题，是针对我们“向何处去”而如何探索一条正确的道路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核心发展脉络，就是基于中国道路这一主线而演进；党史、新中国史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追寻正确的中国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的逻辑，从根本上就是探究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突出体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实践逻辑。近些年，一些学术研究团队就致力于从学术学理上聚焦研究“中国奇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力求用中国道路解释中国奇迹，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然走向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二者具有本质联系。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历史、时代和世界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最具前沿、最具前瞻、最具潜力的前沿问题。

在19世纪，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断清算其以前的哲学信仰，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批判、自我超越、自我完善。晚年马克思超越其青年时期关于历史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开始关注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尤其是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于俄国农村公社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马克思较为谨慎地回应，俄国农村公社若能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积极成果”，又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灾难性后果”，就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向社会主义过渡。显然，这种过渡是有条件的。这表明马克思开启了对历史发展道路多样性、生成性的思考。

列宁晚期集中思考的问题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通过探索形成两大成果，一是其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看法发生了变化；二是他认为各个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会有所不同。可见，列宁开始对道路问题的多样性进行了深度思考，开始走出“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6］的框架。因此，这一道路多样性的理论和实践发端于列宁，他在理论上为中国“走自己的路”提供了“俄国样本”。

1840年以后，中国开启被动防御性现代化的回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可惜，这样的回应没有让中国走出“自己的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一改过去被动防御性的回应为积极主动应对，开始掌握在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主动。之后，我们党确定了“走自己的路”，推进现代化道路上的“自主性成长”（或实践生成）；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赋予“走自己的路”以时代内涵，从“走自己的路”中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道路上的“内涵式成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进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置于世界历史的大历史观、大历史场景中思考，在与西方现代化的比较和竞跑中，又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推进了现代化道路上的“世界性成长”；之后，我们党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推进和拓展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更深厚的意义，推进了现代化道路上的“理论性成长”。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它打破“自古华山只有一条路”的那种对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的迷思，开创出“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新的现代化景观，改变了世界现代化的版图。基于中国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生成及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走出了一条由“世界失我”到“世界有我”再走向“世界向我”的历史演进逻辑，走出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框架，尤其是开启了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路。西方式现代化表面上似乎具有人类普遍性，实质上却体现的是西方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表面看来具有中国特色，深入且从实质看，却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支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与人类文明直接相关的范畴，它从来没有脱离人类文明发展大道，是在汲取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要汲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要超越西方近代以来“主客对立”的文明范式，走向“主主平等”的文明范式；超越“资本文明”范式，走向“人本文明”范式；超越“地域文明”范式，走向“人类文明”范式；超越“单向度文明”范式，走向“全要素文明”范式；超越“单数文明”范式，走向“复数文明”范式；超越“掠夺—单赢文明”范式，走向“和合—共赢文明”范式；超越“西方中心论文明”范式，走向“多元文明互鉴”范式，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支柱。21世纪世界处于“两个大局”交织互动的新的动荡变革期。在“两个大局”交织互动背景下，我们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主义历史局限，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有效应对大变局中出现的世界性难题，为解答“世界向何处去”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迫切需要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来指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7］。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具有世界意义的理念，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石：第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它表明中国在与世界的关系上所采取的立场和取向：坚持“世界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样性”的世界观，超越了西方“一元主导”的世界观；坚持立足“人类社会”构建人类共建共治共享共同体的世界大同观，超越了西方基于“市民社会”的那种以邻为壑的个人利益观；坚持任何国家在主权、规则、机会上应当平等的国家观，体现“主主平等”的哲学思维，超越了西方以“主统治客”为哲学基础的“国强必霸”的国家观；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互利普惠”的义利观，超越了西方那种“你输我赢”的义利观。显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样统一、世界大同、国家平等、合作共赢的理念、智慧，为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指明了正确方向。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观，超越了“资本至上”的发展观，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为掌握社会主义发展命运指明了正确方向。概言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乎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在重构世界格局，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成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支柱。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前沿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上，我国理论界主要关注以下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问题；“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至上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上，我国理论界集中研究的前沿问题相对较多，最为突出的前沿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理化体系化研究”。

以学理化方式提炼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其板块结构、内在逻辑和总体框架是：“历史方位—哲学根基—体系主干—体系枝干—全面保障—领导主体—原创贡献”。这里只谈论具有“思想芯片”意义的核心部分。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根基

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建构，内在要求必须深入揭示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根基，没有哲学的思想就没有“根”。这一思想的哲学根基，就是“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

“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核心概括，由“重点突破”经“全面发展”再到“系统谋划”的历史逻辑，有历史依据。

“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反映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的本质特征，具有实践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所解决的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时代性问题，就是“两个大局”中的重大问题，就是大国成为强国进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上述都是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破解这些问题，需要运用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

“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体现习近平相关重要论述中的思想，有文本依据。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8］；二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的“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9］蕴含丰富且有深意。“基础性”意味着其他观念如战略观念、辩证观念等都是建立在系统观念基础上的；思想方法是认识世界的方法，工作方法是改变世界的方法，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是哲学的两个根本功能。显然，“基础性”及其“思想和工作方法”具有哲学“本体论”意义，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任何系统都会涉及实践和理论、历史和现实、现象和本质、部分和整体、结构和功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等关系，这些关系都具有战略性、实践性，需要运用辩证思维来分析和破解。把上述分析加以整合、提升和概括，就蕴含“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

“系统为基的战略辩证法”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具有理论依据。习近平治国理政实践所解决的问题大都是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战略性的，反映这种实践并从实践上升到理论，也多是以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战略性特征呈现的。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主干

扎根于“根基”的是树干，植根于哲学根基的是体系主干。这一“体系主干”承上启下，既扎根于“哲学根基”之上，又长出“体系枝干”。

第一，从“时代课题”提升概括。“时代课题”管根本、管全局、管整体、管长远，具有系统性和战略性，能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一个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重大时代课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本质上就是解决国家和民族“强不强”的问题，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上就是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硬不硬”的问题，是“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相联，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显然，其实质就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如何始终保持蓬勃生机、旺盛活力的问题，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10］

第二，从“四大之问”提升概括。“四大之问”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涉及党和国家事业的整体、全局、根本和战略，能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二个依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前言说明”强调：“习近平在领导党和人民应变局、开新局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新的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一步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1］“四大之问”究其根本，就蕴含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世界谋大同”“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五个方面的核心要义。

第三，从“历史意义”提升概括。这里讲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用大历史观，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发展史这种宽广、长远、整体、纵深视野，来分析和揭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历史意义，其“历史意义”能成为提炼“体系主干”的第三个依据。它所讲到的伟大“历史意义”，分别是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中国共产党”五大根本主题来讲的。其核心内容分别讲的是“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党为世界谋大同”“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12］

总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的“体系主干”，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中国共产党谋强大、为马克思主义谋生机。

（二）“两个结合”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个结合”及其与此相关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党的二十大以后我国理论界研究的前沿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提出的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1）“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蕴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个必须坚持”。从理论研究创新的视角看，“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和根本路径。（2）“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首次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提升到哲学高度，开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新境界；首次从分析框架上提炼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精髓要义；为继续推进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哲学方法和思路。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这是提出“第二个结合”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之后，我国理论界关注的前沿问题。

这一问题的内在逻辑是：（1）新时代的中国具体实际，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由此也从“第一个结合”中把“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相对独立出来。（2）“第二个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主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两大基石与核心内容。（3）明体达用。其“体”，即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习近平文化思想；其“用”，一是实践之用，助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二是理论之用，有助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破除对“西方现代化”“西方中心论”的迷思，破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4）把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以此巩固文化主体性，党掌握对文化的领导权。（5）“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主要是在文化和文明这种更为总体、更为宏阔的大格局中的思想解放，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进行重新评估。（6）文明和文化有区别。理清区别有助于实现文化和文明问题上的理论突破。文化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是文化之“善”，是文化的文明指向。

（四）人民至上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提出以下值得关注的观点：（1）坚持人民至上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前者是一种哲学理念，它是后者的发展思想的哲学基础；同时，后者又是前者在具体领域和工作中的具体体现。（2）坚持人民至上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坚持人民至上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个核心内容，讲的是这一思想的根本立场。（3）坚持人民至上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资本主导逻辑而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大原则是，使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4）坚持人民至上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哲学根基是坚持人民至上；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唯物史观，把实现共同富裕看作一个历史过程，急不得、慢不得；实现共同富裕也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它既不是把人人都拉平，搞平均富裕，也不是等靠要，是靠劳动致富，是有合理差距的共同富裕。（5）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分配的关系。第一次分配的主体是市场，主要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根据能力和业绩进行分配，体现的是效率优先原则，它确保分配的效率性（对等性公平带来效率），目的在于“做大蛋糕”；第二次分配的主体是政府，主要在政治领域，体现的是“正义”原则，确保分配的正义性，目的在于“分好蛋糕”；第三次分配的主体是社会，主要在社会领域，体现的是分配的道义性，目的在于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社会基础。这三次分配构成哲学意义上的“分配结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在这三次分配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的。（6）坚持人民至上的理论内涵。把人民当作主体，依靠人民；把人民当作目的，为了人民；把人民当作根基，扎根人民；把人民当作标准，人民评价。